中国不乏天才，如研究《红楼梦》的俞平伯，老作家韦君宜、舒芜，精通梵文的季羡林，翻译家杨绛，大词家张伯驹，作家老舍，以及研究鲁迅的杨霁云（也是鲁迅的朋友），等等等等，数不胜数。中国自然也不乏蠢才，俞平老因为“利用《红楼梦》反对毛主席”，所以必须天天扫院子。他居然连扫帚也不会使，只会抡着扫帚追逐满院飘飞的落叶。韦君宜、舒芜两位老先生在干校奉命修挖临时厕所，干得大汗淋漓，终于挖好了，才知道选错了地方。至于季羡林连搭个简单的牛棚都笨手笨脚，杨绛连打扫厕所都不在行，更是蠢之又蠢。“革命小将”曾令张伯驹填表，问之：“你识字吗？”答曰：“识一点儿。”在别人眼里，这灰不溜丢的小老头儿不是蠢才才怪。而写出了《四世同堂》、《正红旗下》这等传世之作的大作家老舍，死前留下的遗作竟是“人民公社养猪多”一类的顺口溜，水平未见得比一介不识字的农夫高出几许，更是蠢得令人生气。最蠢的就数杨霁云了，在干校劳动改造，底气不足，一次只能铲起小半铲土，被领导取了个绝妙的外号，叫“二两半”，真是何其蠢也。难怪那位起外号的老哥这般怪他：“还有这么一位‘二两半’，真把那点儿土算计得准，为什么非得二两半，再多铲半两，来个三两，就一定不行？”
中国今后仍会有不少天才，也仍会有不少蠢才。
天才可以把蠢才变成天才，蠢才却只能将天才变成蠢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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